当兵时的刘会远
刘会远，北航附中1967届高中毕业，做过农民、士兵、工人。文革后就读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和深圳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创作员(其间与北京人艺高行健合作话剧巜绝对信号》）。1985年在深圳大学创办并主持大众传播专业，先后担任深圳大学电教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影视制作中心主任。期间还与经济学院合办区域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现任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九藤文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有一句得到不少人认同的话，“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好像也是一文艺作品的名字），但对于在文革中经历青春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恋爱的不成功不仅仅是缺乏人生经验，也受到时代的很大干扰。
现在兴起了口述历史，我非常支持！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但谈到爱情，它毕竟存放在内心深处一个洁净的地方，而且即便最后是一个苦果，但青春期爱情的萌动总是美好的，在过程中虽然有痛苦，我们也总还是享受过幸福时光。（虽然那时候我们没有现代的年轻人开放，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说经历过完整的爱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时代的干扰因素太多，不介绍清楚时代背景，也就无法叙述这个复杂的（起初是三角恋爱）故事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所以这个作品的风格也追求像口述历史。
这是一篇未完成的初稿，不当之处请谅解。
北航附中同学在天安门广场
我叫刘会远（这是真实的姓名），1964年北京八一学校初中毕业，与同班（初三乙班）的成小舟（空军副司令成钧中将之子）、李冀安（海军航空兵政委李呈瑞少将之子），以及同年级的一批同学一起考上了北航附中。这里标出两个最要好的同学父亲的职务和军衔，绝不是炫耀，听完下面一段故事，读者就会明白当时为什么会在青年（特别是家庭与航空有关的）人中形成航空热。大概是中考半年前，学校请来了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出访时的卫士长李述怀（本职是公安部的一位司长）来做报告。他的报告很生动，一方面有惊险的故事（例如刘少奇主席在印尼要出席的一个集会的主席台下方，居然被台湾国民党特务装了炸弹，直到会前的深夜才破案排除）。有关于外交战略的宏大叙事（例如加纳的恩格鲁玛突遇政变，虽然被粉碎，但他以为周恩来总理会改变行程，可周总理依然按时到达，给予这个南部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以强有力的支持，使其非常感动）。也有一些各国不同风俗的趣闻。最后李述怀话锋一转突然问道：同学们，我们是一个大国，可你们知道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总理出国坐的是哪个国家的飞机吗?礼堂里一片寂静，同学们被问住了。现在跟苏联闹僵了，肯定不会再坐苏联的飞机；请第三世界帮忙，也有印度克什米尔号空难的教训……还是李述怀前辈打破了沉默，他说我就知道你们猜不出来，新闻报道也会故意忽略这方面内容，我告诉你们吧，中央领导反复研究，认为帝国主义阵营为首的美国、英国的航空公司我们不能信任，但为了安全，可以租信誉好的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我们选择了荷兰……下面作为一个有战略头脑的领导干部，李局长又说：同学们，一个国家大型远程客机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该国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水平。而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有为数不少的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也有不少普通轰炸机的飞行员，但我们没有大型远程飞机，就算我们现在掏钱去买，也还得花钱请人家帮助培训飞行员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当然李述怀前辈非常理解校方请他来的目的，最后鼓励同学们献身祖国的航空事业，成为工程师或飞行员……进了北航附中，才发现有不少同学都是因为这个主席总理出访的遗憾而燃起了献身航空事业的激情，比如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女儿刘文米。也许又会有读者对我提起同学家长的身份不以为然，但这是客观历史现实，因宣传部门弱化了主席、总理专机的事情，能够因这个遗憾而产生报国激情的同学中，干部子弟比较多。还有，现在大家淡忘了一点，在当时高中教育是不普及的，有限的高中主要是为大学准备生源。有相当多不太富裕的家庭会让他们的长子、长女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多一点收入来贴补家用。我1975年从部队复员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当工人，挨个拜见师傅，发现他们多数都是1963年、1964年初中毕业进厂，与我的年龄差不多。文革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需要大量工人，而且当时工业化的程度，初中文化已经不错了。这也是当时北京的高中里显得工农子弟（与社会上相比）不多的原因。我也是个干部子弟，我的父亲谷牧（他本姓刘）长期负责经济工作，当时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第二年初就任国家建委主任，主要任务是抓三线建设），他当然具备与李述怀前辈一样的战略思维，对我的理想全力支持。北航附中坐落在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航空航天大学）西南角，开学去报到要穿过北航，从而受到了深深地震撼，只见从学院门口到每一个系的办公楼，都悬挂着“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一类的大标语。北航的操场，停机坪（停着许多飞机，这也是这个学校最迷人的地方）的大喇叭不断播放着“上天社”（俨然与新华社、塔斯社等比肩）的迎新致词……而到了附中的校园，“上天社”降级成了“火箭广播站”，但播出的内容同样振奋着我们的心。我们1964年高中新生的录取分数线超过了西城名校男四中 ，而且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今天的网络名人任志强的哥哥任志刚，当时在读高三（是我校排球队主力），他们那一届1965年高考时的升学率超过了海淀名校101中学。很快我们就了解到了附中教学质量高的一个秘密，原来北航为了保护人才，没有把被打成右派的青年教师下放，而是暂时（没想到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把暂时变成了长期）安排在附中教书。被打成右派的，常常都是最优秀的，也正是俗话说的“枪打出头鸟”，或者“出头的椽子先烂”。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是人生悲剧（但毕竟没有下放到劳改农场，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而对于我们附中的学生来说，能听到这些青年俊杰讲课，则是我们的幸运。我现在还记得这批“右派”老师中教数学的有陈诗谷、戴立民。教物理的有杨云圭、葛孟增。给我们上数学课的陈诗谷老师是北京数学学会的会员，他自费订国内外的专业杂志，讲课时会提醒大家课本上有的知识已过时了，为了应试还得按“标准答案”答，但不能不知道学科的发展趋势。而杨云圭老师更加狂放，他在课堂上说：“你们将来不一定都搞理工，可能会忘记牛顿三大定律，但你们会记住我——杨云圭。”受教于这些才子，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大概因情况类似，所以海淀区大多于1960年代初才成立的几个附中迅速崛起，我记得当时的排序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
1967年，北航附中同学合影，后排左4刘会远
我很享受北航附中的学习空气和教学条件，但不久就听到了杂音。一位团总支的委员找我谈话，我说你一定搞错了，我们六四二班的团支部书记叫龚量明，你应该先找他，我只是一个初中临毕业时才入团的新团员，而且（因为在八一学校田径场上创造过校记录）当时我已经被安排了一项挺占用时间的社会工作——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总支委员说：“我找的就是你。”说着拿出一页纸给我看，“这是你们班团员的登记表，团支部书记龚量明是资方代理人出身，而你们团支部里出身不好的占一半以上，你看，某某某是地主兼工商业资本家出身，他们家现在还在拿定息，也就是说现在还在喝劳动人民血汗！”说到定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了解，那是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赎买政策，给旧的企业主一定的定息。今天的人们一定会说公道话：把企业都给国家了，拿定息算什么！但当时社会的价值判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深，劳动者最光荣，剥削者是可耻的。而且他拿出来的那份登记表，把一些伪职员、旧警察等家庭的孩子，都算出身不好。于是，他说出了一句蛊惑人心的话：“我们老一辈打下的江山，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今天，凡是意识到中国需要继续深入反封建的有识之士都会指出：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是错误的。而且，共青团只是个群众组织，一个小小的团支部被出身不好的人掌握，又怎么能这样上纲上线呢？当时，我还没有今天的觉悟，虽没有被他完全蛊惑，但情绪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我甚至一度打算不念高中了，想早一点去当兵。我八一学校初中的同班同学，有两个当了兵，一个是后来成为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歌词作家陈晓光，他被选中了飞行员（后来文革中却因父亲受冲击而被部队安排转业）；还有一个壮族同学黄星旗，也实现了自己当兵的愿望。另外，我哥哥刘念远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吴烈将军的儿子吴元等几个帅哥都一起追才女姚明瑞（姚依林的女儿，中学时就显露了美术方面的才能），吴元初中毕业就入伍，当年北京晚报还有过专门报道《吴烈将军之子吴元在部队迅速成长》，闹得这位才女姐姐最后倾向于吴元（然而文革姚依林受冲击后，这件事情没有成），害得我白白当了好几回（哥哥与其约会时的）“电灯泡”。总之，当时解放军的地位很高，想当兵也是当时男孩子们的理想。不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孙炳来（与校长安丰均一样，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怎么知道了我在闹情绪，主动找我谈心。我没有向他汇报那位团总支委员的非组织活动，也就是说没有说出我闹情绪的起因。但他很会做思想工作，聊起了我中考的成绩不错，问我中考时的作文怎么写的。说来也巧，1964年北京中考的作文题是：你为什么报考学校。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听过李述怀前辈报告，因而有了理想的考生来说，很容易发挥（这也可能是这一年北航附中高中录取分数线高于男四中的原因之一）。在书记的引导下，我用我的理想否定了自己一时的动摇。但是，干扰依然存在，这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越来越左（不断否定八大正确路线）趋势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必然。刘少奇、王光美同志抓四清工作（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桃园经验”中，就有一条“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那位找我谈话的团总支委员，正是执行的这条经验。北航附中校园里有一批干部子女保持着这样一种“扎根串联”的关系。后来，1966年6月，团中央派到北航附中的工作组将我们这个松散的网络定性为“裴多菲俱乐部”，从而引发了我们激烈抗争的“六·一四事件”，导致这个工作组被赶走。这都是后话了。那位团总支委员（我实在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那一届学长中，任志刚的知名度高，因为他是排球明星，后来也一直是我们这伙人的老大哥），不仅找了我，也找了我们六四二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李气虹。她的哥哥李气平在男八中曾经参加过因考试题目涉嫌有修正主义内容而罢考的学生运动，在“扎根串联”中走得比我们更远，因而也影响了她。高一各班的团支部书记是由学校的团总支指定的，因为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无法选举。一般根据谁在初中入团早、担任过团干部或班干部这些条件来指定。其实我们的团支书龚量明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跟我一样也抱有献身航空事业的理想。比我优越的是，他很早就投入航模运动，是该项目的二级运动员。他的父亲其实只是资方企业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而已，他姐姐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认为不能隐瞒父亲与资本家的密切关系，而填资方代理人出身（其实当时没有这个阶级成分），这也影响了龚量明。但这种填写就导致了那位总支委员“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怎么能落到……”的蛊惑性结论。在这种言论的蛊惑下，我们所串联的班里出身好的同学进步都比较快。龚量明经常表扬我和李气虹等会做思想工作，他没有想到，团员成分的逐渐改变，是为了高一结束，正式选团支部书记时，把他这个资方代理人的儿子选下去，而选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上来。好了，到这里纪实文学的女主人公该出场了。为了不影响她现在的家庭生活，我们姑且叫她岚子。她是从育才考来的，颇有些文学天分。她父亲是总参谋部一个情报部门的骨干，当时在外地（后来成为该部部长）。在北京她周末会回阿姨家，但她的姨父又是一个可能因为历史问题而不断挨整的老干部。姨和姨父为了怕她受到不好的影响，提供给她的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文学作品，当然，最大量的是苏联文学作品。我很奇怪这位好学生为什么没有在初中入团，生活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可能是主要原因。在我们那套理论的蛊惑下，她终于要求进步了，成为我们发展的第一批团员。记得支部会上有团员反映了同学们对她的一些意见，但在我们的力挺下还是顺利得到了通过。不过升入高二后不久，她就因急性肝炎而休学，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返回学校。就这样，团员的成分不断改变，高一结束时，团支部改选，结果我当了团支部书记，李气虹继任组织委员，王青成了宣传委员。三个人都是干部子女。这次支部会有一个插曲，老团员蔡国宝当听到候选人名单后，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他听到别的班的同学议论刘会远将取代龚量明成为新的团支部书记，为什么还没有改选，别的班的同学已知道（或猜到）结果？我无言以对。可能这是干部子弟圈子里的一些瞎议论被别的同学听到了，而我又无法解释。近两年红卫兵有不少人经过反思后，向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道歉。而在这之前我已经向现在定居加拿大的我的前任团支部书记龚量明道过歉。他说我不需要道歉，认为当时他被选掉也是符合民主程序的，他本人没有任何怨言。文化大革命他没有参加任何派，在“逍遥”中坚持学习。而且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做过过分的事情（他是客气了，我对他一直比较尊重，但我作为北航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对该组织当时及后来的作为还是有重要责任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倒还真是属于急流勇退的另类。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按照那位团总支委员的逻辑，我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本来应该难以逃脱越来越左的宿命。这又不得不向大家介绍，我生活的另外一个圈子。
1967年，北航附中同学合影，右1刘会远
自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大院文化”这个词时兴起来。不过在我看来，那部片子反映的“大院文化”实际上是“大院无文化”。在广场上内部放映外国片，出现了男女接吻的镜头，首长们大喊“闭眼”，这叫有文化吗？特别是那些部队大院，都是非常封闭的，而且部队司令的儿子也常常是孩子们的小司令。而我们家所居住的百万庄完全与那些部队大院不同，那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一个开放的社区，根本没有围墙，而且有不同部委的干部在这里居住（比如我家所在的申区，就有二级部部长刘杰、八级部部长刘星、以及国家计委、经委的几位副主任薛暮桥、顾卓新、刘岱峰、叶林、安志文等）。孩子们要想出头，不能靠爹，而要看你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本事。还有一个因素，百万庄出了一个杰出的诗人郭路生，他与我同岁，可能是因为偏科吧，未能考上高中。而我的近邻李平分（后来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是三大战役影片的主要编剧之一）也与我们同级，他因为肺病休学一年，但他在景山少年宫话剧团的活动却没有停。他经常拉着郭路生到处蹭戏、蹭电影看。著名作家曲波住在郭路生家楼上，他的两个儿子淼淼和磊磊虽然比我们略小，也都是文艺爱好者，常与我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磊磊后来半路出家痴迷美术，还通过在医科大学工作的母亲插在学医的工农兵学员中学习解剖，后来在美术方面很有成就。百万庄的孩子出名的不仅仅是文艺爱好者，刘京、翁永熙、刘克崮、刘鹤等先后在政界显露了头角。不过与我来往密切的还是文艺发烧友们。郭路生读函授时又认识了牟敦白（我们一般都叫他牟小白），这又引出了我们这个圈子与郭世英、张郎郎等的牵连。是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展得越来越左，中苏论战的“九评”达到了一个左的高峰。现在看来其实赫鲁晓夫是有道理的，他提倡全民国家全民党，被我们批判为放弃阶级斗争搞修正主义（九评中除了二评是批南斯拉夫的铁托，其他都是针对苏共）。由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杀了党内许多人才，所以与中共论战时捉襟见肘，难以表达他们的与时俱进。而曾经不断与国民党论战的中国共产党有大量写作和辩论人才，气势上压倒了对方。但其实当时我们坚持的是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我们因苏共的人才缺乏而“大获全胜”。当时，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是积极参加这场国际反修斗争的。也难怪，1960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才十一年，阶级斗争的理论依然被视为法宝。而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已过了四十多年了，就连卫国战争也只是反侵略战争。中共领导人不能理解苏联的情况，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受到了良好教育的一部分干部子弟、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因为没有历史的包袱，而本能地觉得赫鲁晓夫是正确的。其中最突出的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为首的“X社”，他们被视为共产主义事业的第一批叛逆，受到了严厉处罚。当时郭世英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其母校是一零一中，因而也常与一零一学弟联系，北大和一零一有不少人受到了“X社”的牵连。关于“X社”，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但网上已见不少同情文章，本文就不再赘言了。牟小白在一零一读初中时就得到过郭世英的赏识和关心，而他与郭路生1964年读函授期间，又成了干部子弟另一个“修正主义文艺团伙”的成员。这批人以张郎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汀之子）、周七月（文化部领导周巍峙与歌剧白毛女的第一个演员王昆的儿子）为首。关于这个圈子，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文章里多介绍，其中经常来百万庄的有一个甘灰里，其父是民革中央的一位领导。文革前，党内的领导干部可以买到很多（内部组织翻译的）内参书，其中政治类的是灰皮书，文艺类的是黄皮书。这些书我父亲是每本必买的，我虽然不是郭世英、及后来张郎郎圈子的成员，但我能够理解他们看这些书而“变修”的心路历程。
1967年，北航附中同学在颐和园
我的双重性格应该是在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转入八一学校后形成的。那是困难时期，母亲全身浮肿，被医生勒令停止工作入院治疗。医生还把我父亲批评了一顿。父亲很内疚，但他也确实没有时间管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 。便紧急向老领导、老战友求援，请求帮助解决孩子们的住校问题。于是我进入了八一学校，不久四弟刘宪远入学也跟着我到八一，而三弟刘历远则跟着邻居叶林叔叔的儿子叶翔宇到有住宿条件的冶金部子弟小学。我初到八一学校非常不适应，与原来就读（坐落在百万庄的）展览路第一小学相比，家长们的文化水平要低不少，甚至有倒着拿孩子的作业本“检查作业”的笑话。而同学则比较尚武……不适应归不适应，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也明白：这些同学的父辈都是打江山的功臣。虽内心还保留着自己的秉性，但基本做到了与同学打成一片。困难时期的八一学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在大会上讲的一段话：不要以为我们是北京军区的子弟学校，就能被划拨军粮。军区给我们的支持仅仅是送了我们一些自己生产的蔬菜……正是靠着天天喝菜粥，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1962年能吃饱后恢复了体育课，1963年恢复了田径运动会，我居然表现出了运动才能。1964年考入北航附中后，我的第一个社会职务是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部长是高三同学肖继民，一个田径场上投掷类运动的高手），1965年7月放暑假前改选团支部，我当选为64（2）班的团支部书记。我身上的正统性使我能完成校党支部和团总支交代的各项任务，但同时也和校内的一些干部子弟保持着松散的“扎根串联”关系。这两方面也一直没有发生重要的冲突。其实当时大家的思想普遍比较左，我们隔壁教室64（3）班团支部的活动比我们更活跃，也常受到团总支的表扬。他们高一时的团支部书记是孙武民（著名作家孙犁之子），他着力培养了王双双（她父亲也是老干部，曾被打为党内右派），改选时，王双双成了支部书记。他们常搞忆苦思甜，这不算新鲜，比较出奇的是，他们班的班长不叫班长，而叫排长（表示这个班就是一个民兵排），由马小冈担任。有趣的是，校方对这种班长称谓的改变也未制止，可能是怕给这种“革命化”泼冷水后招引麻烦。但不称马小冈班长后，他的角色实际被弱化了。后来文革中孙武民、王双双是北航附中红旗战斗队（与北航红旗有密切联系）的负责人，在全市中学基本掌握“革命委员会”大权的“四四派”中，也有较大影响。而马小冈则是红卫兵的铁杆，特别是在北航附中红卫兵整体参加联动反中央文革小组（因而一度几乎被解散）之后仍保持旺盛的斗志，经常与孙武民等辩论。官方的历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开始。但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真正“停课闹革命”是从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北大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之后。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都放下了手中的课本，开始关注和思考自己学校的校领导有没有问题。我前面交待过北航附中集合了一批立志献身航空事业的青年人，全校的学习风气比较浓。所以转向比较迟钝。我记得第一张大字报是低年级同学（似乎是初中的同学，作者本来就不被大家所认识的）贴出来的，水平较低。接着呼应的几篇水平也不高，而且有的显得动机可疑。我主观上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由于校长安丰均、党支部书记孙炳来都是兢兢业业的老干部，一时也难以找出他们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父亲在谈起土改等政治运动时曾常跟我们说：最初的积极分子很可能是流氓无产者，如果给予重用，反而会失去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我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看这些大字报。有一次正好遇到孙武民，两人看法比较一致。我和孙武民调动了64（2）班、64（3）班两个团支部的力量，组织抄写了一些可疑的大字报。这应该算作一件标志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作为早期红卫兵领导的我和后来成为四四派的重要领导人的孙武民都不是运动初期造反大字报的作者。其实如果后来有人追究，我们两个班的团支部组织抄写可疑的大字报，可被划入保皇行为。据我所知后来我们都没有利用这些大字报抄件向工作组汇报（起码我这一边没有），从而伤害同学。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很快分道扬镳了。6月8日，我校高三的岳小东，接到了铁道部大院邻居张小滨——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求援信，立刻组织了平时保持着“扎根串联”关系的一批干部子弟赶到清华附中去声援。张小滨、卜大华等因为给校领导贴了大字报，随之遭受了校领导组织的同学们的围攻。很快保持着“扎根串连”关系的各校的干部子弟纷纷赶来声援被围攻的张小滨、卜大华等。除了海淀区离得近的学校外，远在西城的男四中等也来了不少人，其中有我认识的薄熙勇、薄熙来。而清华附中校领导组织的校卫队则想尽办法阻挡援军……我想，清华附中“六·八事件”所展示的全市干部子弟“扎根串连”因而可以“紧急动员”的力量，一定让各级领导特别是很快派到各校的工作组的领导感到震惊和困惑。
北航附中同学
形势发展很快，工作组进北航附中了。这是由团中央派的工作组，成员都是从在农村的四清工作队抽调回来的。他们进校一开始没有轻易表态，同一些老师和同学有接触，接着宣布6月14号这天举行全校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工作组组长和教化学的任家生老师一唱一和，说咱们学校有一个裴多菲俱乐部 ，经常开秘密会议……他们的眼睛是红的，他们要杀人，现在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揪出来……真没想到工作组就这么个水平，有些平时对干部子弟有意见的同学有所响应，但谁也没敢揪人。虽然工作组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恐惧，但他们在拙劣的煽动中所描绘的形象毕竟太离谱了，大会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寂。任家生老师是何许人？为何工作组偏偏相信他？后一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找不到答案。可能是因为跟那些教数学和物理的右派老师很难比才气，所以化学老师任家生在政治上比较积极。而且客观地说，他在文革前的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曾经在化学实验室为保护同学英勇灭火，因而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兼职做足球队的教练，与足球队长老A有比较大的矛盾。这里老A是一个化名，他就是我要叙述的初恋三角关系中的另一位男主角，是高三的同学，也是干部子弟“扎根串连”圈子里的骨干。也许任老师这种跳梁小丑式的表演，是因为自己满腔热情做足球队教练时受了队长老A的不少气。但此时出来应战的并不是老A，却是高三的另一个同学岳晓东。他从容地走上台，并准确地抓住了工作队及任老师的丢分之处：“同学们，我就是被他们监视的经常聚会的同学之一。我们这个松散的圈子今天被安上了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但其实我们碰头只是探讨该如何在学校里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已……”岳晓东是个学习成绩不错的好学生，又是运动会中的200米冠军，有较高知名度，人缘也不错，他人往那一站任何谎言立刻显得苍白无力。他接着说：“别怕，跟我有过交流的同学们都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像是要杀人吗？！”第二个走上台的是刘平东、第三个是张志平……我也跟着向台上走去。刘平东的爸爸刘白涛是我父亲的老战友，抗战时期我父亲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二地委任地委书记时，刘白涛是专员。而张志平的父亲则是我父亲当主任的国家建委属下建筑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我必须跟他们站在一起……走上台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当天晚上这个工作组就仓皇撤走了（不久由国防科工委派驻北航的工作组又向附中派了分工作组）。我曾经很长时间想不通，我们学校出身好的这些同学其实是按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的经验联络起来的，为何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组成的工作组进校，会把我们当敌人呢？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扎根串联”必须是党领导下的“扎根串联”。清华附中“六·八”事件时，去声援的同学曾经声称我们是北航附中红卫兵，但这个旗号一直没有在校内打出过。究其原因“裴多菲俱乐部”成员担任团干部和学生会干部的太多了，这些精英不挑头，其他人也不便于出面。然而人家整到了我们头上，而且在这场拙劣的斗争中逼得我们纷纷站出来（实际上是按家庭出身划线）之后，正式成立组织就提上了日程。但本来威信就比较高，也有较强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团干部和学生会干部们仍然激进不起来。后来这批人被称为红卫兵内部的鸽派。时势造英雄，和平鸽色彩的人不挺身而出，自然有别的人站出来。在筹备会上不少发言者对鸽派的保守提出了批评，而最慷慨激昂的就是老A。他说：“过去我们出身好的同学常被指责有自来红思想，我们有不少同学也因此而特别注意加强改造。而现在我们落后于其他学校（成立红卫兵），恰恰证明了我们被这些批评束缚住了。现在要甩掉这些包袱，我们就是自来红……老A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结果高三的老A以高票当选北航附中红卫兵总指挥，我和同属高二的王青、张小亮，还有一位高一的同学当选为副总指挥。以我团支部书记的身份，以及我文革初期并没有什么动作，我本来应该被视为鸽派的。之所以当选跟我来自八一学校有关系，我校八一的同学比较多，军人子弟一般要激进一些，大家把我和张小亮一样，都当成了来自八一的同学的代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裴多菲俱乐部”的同学们长期以来把我在642班团支部的“夺权”当成了一个经典战例。这就造成了同一个班有我和王青同时当选的特例（酝酿候选人时，本来大家强调过应考虑广泛的代表性）。但其实以第二高票当选的我很想哭，我感到以老A当时演讲的风格来领导这个组织，很难做出理性的决定。红卫兵刚成立，北航的赖瑞瑞就来找我了。他父亲赖际发当时是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也属于我父亲任职的国家建委领导。他说希望加入我们附中红卫兵。我说老大哥别开玩笑了。他强调这是真的，说他和孙茜琳（孙大光部长之女）等因为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现在正在遭受批判和围攻，希望能得到我们的保护和支援。我建议他成立北航红卫兵，并拿出附中红卫兵成立时的文件及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起草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等供他参考，还帮他做了一些案头工作。北航红卫兵的旗子一打起来，他们很快摆脱了困境。
1967年，北航附中同学在颐和园，右1刘会远
2014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谷牧画传》（本人是作者）第三十三部分“与红卫兵儿子谈心”记载了文革初期父亲跟我的一次严肃谈话。他强调他这个建委主任在主管三线建设，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容不得半点差池。而我不但是北航附中红卫兵头头之一，还帮助赖际发的儿子成立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这很可能授人以柄……父亲要求我做党组织的耳目，但我不能接受，学校党组织已经瘫痪，而我又怎么能接受“六·一四”整我们的那种工作组领导呢？最后父亲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安排我去承担成昆铁路修筑任务的铁道兵部队锻炼。于是我约了同班同学李宽容一起乘大串联的免费列车到了成都，又转乘汽车到了西昌，找到了铁道兵副司令郭维诚。他已接到我父亲的通知，便安排我到七师锻炼，参与修建成昆线通往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支线。一起下连锻炼的还有郭副司令的女儿和罗参谋长的女儿。我在工地上大概干了五个月，直到67年北京出现了许多揭露我父亲是叛徒特务的大字报，而郭维诚副司令在铁道兵部也受到了冲击，部队不便留我们了。在部队锻炼，加上往返途中在三线重要基地的参观使我成熟了不少。回到北京，正赶上北航附中红卫兵因集体参加反对中央文革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而几乎被解散。毕竟“联动”与“湘江风雷”一起被中央点了名。“联动”的一批领导（包括我校的老A、王青）一度被关进了监狱。当时为了自保，大家纷纷声明退出红卫兵。我回学校后仗着自己联动时期不在北京，就是不宣布退出红卫兵，并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参加“联动”的活动，但毕竟是红卫兵成立初期的领导之一，对该组织后来的发展有责任。大概是一批老帅和副总理英勇的二月抗争（曾被称为“二月逆流”）对毛主席有所触动，伟大领袖又突然发话把被抓的子弟（联动分子）们放了。各校的红卫兵（这批最早成立又曾经反对过中央文革的红卫兵被特称为“老红卫兵”）也都恢复了正常的组织，我也就退回到百万庄当起了逍遥派。
1967年，北航附中同学在八达岭长城，后排右1刘会远
应该是1967年的初秋，任志刚 、成小舟找到我，要我给老A帮个忙，因为他单恋岚子，又没有机会表达，非常痛苦。我虽然是64（2）班的团支部书记，但岚子文革前因急性肝炎休学，文革开始后回校，而我又到铁道兵修铁路去了，互相间根本没有交集。但老大哥任志刚和老同学成小舟（初中在八一我们就一个班）出面，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我虽然作风上比较保守，这跟初中的母校八一学校男女分班有关系，但观念上还是比较开放的。我给岚子写了封信，介绍了老A陷入了单相思，却苦于没有机会表达。正巧前不久学校里发生过一件事，一位中国共产党某创始人的外孙女（其父辈也是省部级老干部），接到了一位工人子弟男同学的情书，居然把这封情书公然张贴出来。我对此事极为愤慨，我们这一派本来就是干部子弟多，工人子弟少，她这样做不但是极大的失策，而且反映了一种本质上的愚昧。所以我在给岚子的信里最后说：“你可以骂我，但绝对不能伤害老A。×××把男同学的情书张贴出来，这种愚蠢的做法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红卫兵也是人，我们不能践踏人类最本真最伟大的感情！”我自信爱好文学的岚子会正视老A的这份感情，不管她是否接受，但不会再做出那种蠢事。两三个月过去了，竟没有接到回音。知道此事的同学都问我，是不是真给老A帮忙了。我有口难辩，便决定找老A谈一谈，看看岚子到底什么地方打动了他，然后写出来，也许能让她动心。于是找老A深聊，还真的听到了感人的故事，让我发现了岚子身上的许多优点。于是动笔给她写第二封信，用意识流的手法，跳跃着摘要写出了一些片段。因为我文革开始不久就去云南修成昆铁路，而岚子文革前曾因急性肝炎休学，接到通知赶回来参加文革时，我已走了，所以老A的叙述也弥补了我这段记忆的缺失。岚子回校后很自然站在同班王青、李气虹、郭华等我们这波发展她入团的老同学一边，但她对于红卫兵的领袖老A很不满，曾多次当面指出红卫兵的领导不应该是整天挥着皮带的人，并严肃指出：他如果不制止红卫兵的人打人，就会宣布退出红卫兵！她并没有退，但她周围逐渐集合了金安佳等一批同样喜欢读苏俄文学的女同学，甚至她们自称“十月革命派”。意思是十月革命那才是真革命 。这个“十月革命派”跟老“鸽派”一样，对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老A记得有一次走在路上，迎面遇上岚子和七八个女同学，正好这里是一个三岔路口，走在前面的岚子突然转过身来对着这帮女同学说：“同志，你走错了路！”引来了这帮女同学一阵“哈哈”大笑。老A尴尬、不知所措地跟她们擦肩而过，但从此岚子的印象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联动时期，北航红旗大队人马来抓老A。马小冈等已在宿舍楼进口堆满了床板桌椅等障碍物，并动员女同学到外面去不要参加这场战斗。可是老A坚持要出去谈判。北航红旗的队伍想“擒贼擒王”，岚子等一批女同学立刻手挽手将老A围在了中间，他们的人墙是面朝外的，手臂挽起来以后，胸前的性特征明显地突出出来。不要以为大学生会讲点文明的尺度，这些造反派们完全没有骑士风度，把中学女生们的人墙粗暴地撕扯开，然后拳头棍棒纷纷落到了老A和他周围女同学的身上。马小冈等在宿舍楼门口构筑的“工事”，这时反而成了有战斗力的男同学们及时出来营救老A的障碍。被打倒在地的女同学只有岚子与安焕林爬起来紧紧跟着被他们扭送的老A。安焕林虽负伤较轻，但也渐渐不支。最后只有岚子不离不弃一直紧紧跟随押解老A的队伍，在最后老A被关进北航的一座建筑前，趁着混乱，冒险递给了他一个手绢。因为此时汗水和血水已经挡住了老A的视线。老A擦了擦眼睛，在他身陷囹圄前，泪眼（或者应该说血眼）朦胧看到的是岚子关切的目光。那些动人的故事到目前记得清晰的只有这两段，我写完后给几个同学看过，他们也认为写的挺感人，相信岚子会动心。对这第二封信我是下了功夫的，而且老A的叙述也深深打动了我。但是两三个月又过去了，依然没有回音。这已经是1968年春天，北京已被军宣队、工宣队接管的学校，通知大家返校“复课闹革命”。实际上也是准备安排如何借着毕业分配，把不安分的红卫兵们发配出去。老同学又催我了，这是个机会，赶快写信把岚子招回来。第三封信我犯了个重要错误，我不知道老A去外地某市探望自己的父亲——一位被打倒了的大工厂厂长——期间发生了悲惨故事。我校红卫兵的对立面给该厂的造反派通报了消息，说他们厂走资派的儿子是反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于是老A很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并且从精神上从此萎靡下来。但这件事的内情当时还没有传到学校来。我真心想帮他们忙，分析岚子的父母是军人，文革并没有受到冲击，在即将面临分配的时候，把老A塑造成一个依然朝气蓬勃的想组织大家到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的红卫兵领袖，也许能够打动她。其实我和郭路生当时也正在组织一帮朋友想在北京天津之间的武清县插队。我们判断大规模的下乡已不可避免，而我们又不想到太闭塞的地方，正好作曲家彦克的女儿彦小巧说把她带大的阿姨就是武清人，可以到那边联系一下。于是我和郭路生、王青一起骑自行车到了一趟武清县，当地干部表示该县没有接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任务……左起刘会远、郭路生、曲磊磊
提这趟武清之行，是说明我们当时并不激进。想找一批气味相投的朋友，到相对不太闭塞的农村去，劳动之余探讨探讨艺术……不久何其芳的女儿何京洁、我的初中同学宁润平（一位部队作家的儿子）等不少朋友就自组织去了白洋淀。后来白洋淀的知青中出了一些艺术家，例如《十六号病房》的作者乔雪竹。岚子还真的被感召回来了，原来前两封信都被家长扣下，这第三封信因为谈到了毕业分配，父母才把她放了回来。虽然临行前为她打了不少预防针，但她回校后毫不犹豫的找到了老A。后来岚子跟我说她找老A只是为了说清楚自己对他没有意思，但又不忍心一下子太伤他的心，所以陪他逛过几次公园。而老A作为一个雄性动物，要表现出他的“占有感”。从男生这边得到的议论是：他们的恋爱进展得很顺利，他们又都喜欢唱歌，在逛公园的时候，几乎用二步制唱遍了《外国民歌二百首》。听到这些传言，我竟然感觉到吃醋了。当老同学问起来时，我会掩饰这种醋意，并抱怨：这两个家伙对我连一声谢谢都没说！
到离北京近的武清插队无法实施，我便和王青、李气虹、郭华等准备报名市里统一组织的到山西夏县插队。郭路生本来也说好了跟我们一起走，因此有几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参加了进来。有北大黄一然副校长的儿子黄元、他的女朋友范希耿（新四军老干部、福建副省长范世仁之女）、张小红（是个男生，百万庄邻居，与我和郭路生同龄）、王文波（后来成为著名摄影家）……这些外校同学的加入，北航附中是欢迎的，因为替我校完成了部分上山下乡指标。但是最后一刻，郭路生的父亲坚决要他跟着弟弟郭新生一起随人大附中的同学到位于晋中的汾阳县插队。这样就把黄元等几个父亲当时被打倒的“可被教育好的子女”甩给了我。这是后来家里没有受冲击的岚子、郭华等与他们不和，并使我左右为难的一项客观因素。为了准备下乡，奶奶亲手为我缝制了棉袄，棉裤。奶奶说自己年纪大纳不动鞋底了，让我一定要去商场买一双棉鞋，农村不比城里没有暖气……我到百万庄西边甘家口商场买了一双棉鞋，老A就住在那附近，我拎着棉鞋顺便去看看他。我说：哎，你怎么搞的？自己跟岚子闷得蜜，对我连声感谢的话也没有。他说：不是，不是的。我起初以为我们真好了，但每次她问起我是不是要带领大家下乡，我都把话题转开 。有一次她不断追问，我无意间流漏一句：别说这些，太残酷了！她竟勃然大怒，指着我说：你不是红卫兵，你是个资产阶级少爷……她还说：我不爱你，我爱的是另一个人。我突然意识到帮了倒忙，在信里拔高老A是一步臭棋，这给了岚子很大的错觉，并最终使他们二人都受到了伤害。但当年一个威风凛凛的红卫兵总指挥竟然意志消沉到这种地步，也确实是始料未及。老A哀求我好人做到底，再帮他一次忙求求岚子……晚上躺在床上，体验了《诗经·关雎》中那位对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的君子的辗转反侧。岚子说爱的是另一个人，这可以解释成第一项：她爱的不是这个颓废的老A，而是刘会远信中给她塑造的那个依然朝气蓬勃的老A。亦或是第二项：她爱的那另一个人就是我……除了这些逻辑上的推理，我也感受到了荷尔蒙的强大力量，渴望着她能够承认第二项，并倒入我的怀中……在似睡非睡中，熬过了漫漫长夜。第二天，我找到了岚子。她承认对老A说过的话，但答案让我感到意外，她爱的那另一个人排除了第一、第二两项，她当时就跟老A说清楚了：她爱的是岳晓东。但她又解释，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摆脱老A，不过她对岳晓东确实有好感，按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女同学会比较注意比自己大一些的男同学，不过她并没有打算去追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岳晓东是“六·一四事件”的英雄，自然引起了许多女同学的爱慕。在得到了她如此明确的答复之后，我原准备约她出去玩的计划也实在是说不出口了。1966年夏同学合影，左1刘会远
又有同学很严肃地来托我给老A帮忙，在他的严肃中暗含了对我的谴责（如果我过去以帮助老A为名，而行自己追求之实的话）。现在已实在想不起是那个同学传的话。肯定不是成小舟，因为他和李冀安、刘文米等同学已经去莫力达瓦插队了。他们本来首选去建设兵团，兵团起码还有保卫边疆的任务，说起来也是兵团战士，但都因为父母的“问题”未被录取。而且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上也很困难（特别是李冀安的父亲李呈瑞少将已被迫害致死），他们便相约一起去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下乡了，领头的是高三同学夏兆宗。岚子曾以为老A会带这个头。我很理解传话同学的心态：尽管老A已失去斗志、甚至有些颓废，但他毕竟曾经是我们这一派红卫兵的总指挥，他如果继续颓废下去，会影响我们这一批人的形象……他哪里知道，岚子虽然不爱他，也并没有爱我，所以根本不存在夺人之爱的问题。我给老A写了封信，讲明了岚子并不爱我。语气中也流露出对他的一点不满，岚子已跟他讲清了不爱他，爱的是岳晓东。而他却只跟我说“爱的是另一个人”，害得我也单相思了。最后我说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无法帮这个忙。你们毕竟相处了几个月，自己再联系她吧！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如果她能接受你的爱，那么你不能承受的（失恋的痛苦）就让我来承受！
那天陪着母亲去看了因联动等问题被关在北京少管所的弟弟刘历远。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少管所当时还很偏僻，文革中停止了收押少年犯，转而关押了很多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子弟。其中有些人已远远不是少年了，例如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当时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程师）、长女婿邹家华都已人到中年。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是当时大学的在校生。比较出名的还有薄一波的三个儿子：薄熙勇、薄熙来、薄熙成，前两个高中生已是青年。789信箱是这个“黑帮子弟学习班”的通讯地址，因而他们后来的回忆文章以及新闻记者在报道中也称之为“789集中营”。我跟着母亲坐公交车到了少管所，在母亲跟所领导谈话时，历远跟我说：这里太苦了，每天就吃窝头咸菜。接着悄悄交代我：两天后在东南方向铁丝网的附近干农活，让我找他几个朋友多带点肉和点心来，天亮前就要埋伏在沟里，他们过来干活时，会有人把监工支走……最后他还特别叮嘱要带他的女朋友苏北燕来。把母亲送到家门口，门都没进，就立刻去找姜克敏。他是历远要好的朋友，并且与各大院的孩子头都比较熟，因而具有了一种江湖地位。他后来成为李平分的姐夫，估计当时已展开了追求，所以对百万庄的事情也比较上心。我转达了三弟的意思后，他满口答应。同时我还透露给了我自己百万庄圈子里的朋友，有诗人郭路生、还有叶林的儿子叶翔宇 也坚持跟我一同去。朋友们的关心使我很感动，想到此时父亲在单位里接受批判不许回家，弟弟又这么惨，家庭的不幸使我特别渴望得到爱情的慰藉。回到家突然看到了有一封信，是老A寄来的，马上打开，主要就一句话：“丘比特之箭已射中了我！”我终于要通了岚子的电话。她对所谓“丘比特之箭”的解释是：在老A苦苦哀求的情况下，看到他痛不欲生的样子，她只是做了一点安抚（向下伸手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她突然又话锋一转，严肃地说：“刘会远，我还正想找你呢，他不能承受的痛苦你来承受，这是什么话？！这样就算讲义气了吗？我是你们可以让来让去的吗？！”我对老A的又一次“传话不准确”激怒了：“不是这么回事，明天能见面吗？让我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她答应了我第二天十点钟在紫竹院公园见面。她住在西山的部队大院内，再早也赶不过来。
后面大楼即当年北航红旗围攻的北航附中宿舍楼，今已拆除
傍晚飘了一阵雪，这是1968年初冬的第一场雪。我正为明天能否完成约会担心，突然接到同学王记华的电话，告我大串联时与上海赵霄阳（其父为上海老领导赵行志）等一起住过我们学校的的李小虎已到北京，但这次是逃亡来的。其长春航校的同学发现他在日记里流露了对江青的不满，向上级报告了。李当即被关了起来……他找机会逃跑后先后偷过摩托车、汽车逃亡，毕竟是技术兵种，能耐挺大。最后为了便于混进北京城，换乘了火车。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问王记华知道这事有几个人？王说只有他和马小冈，而且马小冈说李小虎父亲与我的父亲是老战友，所以必须通知我，问我该怎么办？我回答绝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明天八点我们三个先在紫竹院碰头，请李小虎八点半到。这样安排是想先处理完李小虎的事情后，十点钟还可以实现与岚子的约会。李小虎本名李效朴，小名小浒，可是大家都以为是老虎的虎。他的父亲李研吾是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老干部，时任上海财贸办主任。《谷牧回忆录》第302页谈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起来的同时，谷牧受命向上海派工作组（名义上叫抓革命促生产工作组）掌握四人帮余党的情况。上海老干部王一平、李研吾等给予了有力配合。谷牧1976年10月12日日记还记录了“（向中央）发出了上海来信第二号，主要是李研吾的反映。”由此可知我父亲与小虎父亲的关系非比一般。早上八点，三个人到齐了。我说应尽一切力量帮助李小虎，但也要把风险和损失控制到最小。三个人达成了共识，首先要看小虎的意志是否足够坚定，其次要看他继续逃亡的路线是否可行，最后大家也认定，虽然所有赞同联动观点的人都会帮李小虎，但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要严格控制不让第四个人知道。并商定了见小虎时谁唱红脸谁唱白脸。八点半小虎到了，先是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足以媲美任何惊险片。现役军人的出逃是一件大事，他估计所有进京的路口都设了卡，便在逃亡的最后阶段改乘了火车。但他还是在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现了自己部队派来的人，好在对方没有立刻发现他，但他每分钟都面临着被捕的危险。他请求帮的第一个忙是为他换一身便衣。我与他身材相仿，立刻脱下了奶奶为我下乡而做的新棉袄，换上了他的军棉袄。接着他说在北京也不能待，请我们帮他买一张到昆明的火车票，他要偷越国境到缅甸去参加缅共。他坚信老帅们最后一定会收拾江青那一伙野心家，到胜利的那一天，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会回来向我们致谢。按照我们的约定，马小冈突然翻脸：“李小虎，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现在就把你扭送公安局！”一句话，我们的防线就被突破了，连忙解释不是我们不帮忙，而是需要考验考验你的革命意志到底有多坚强。于是我们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除了到昆明的火车票，还够他南下到边境线的盘缠。当然火车票也不能让他去买，忘了是马小冈还是王记华办的。送走了他们，一看表，糟糕！已经十一点了。我赶快到不远处与岚子约定的地点，根本没见到她的人影。哎呀，坏了大事！第一次约会就迟到，哪个女孩子能忍受呢。1967年，北航附中同学在天安门广场
我一直等到中午一点，肚子咕咕叫了才离开。回家在奶奶目光的关注下随便吃了点东西后就给她打电话，电话通了，却嗫喏着不知该怎么解释。“是的，但请你相信我绝不是故意失约，过些年等能够说这个秘密的时候，你一定会原谅我。”“那就不要说了，你们不是约定不要让第四个人知道吗。”“不要忘了我父亲可是搞情报工作的，我们从小玩捉迷藏就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放心吧，通过今天的事情我很敬佩你和他们两个。之所以没有等你，是因为我趴在树丛中时弄了一身泥，不得不回去换衣服。”“如果不是我今天知道了内情，你可能就永远丧失了约会我的机会了。我爸已帮我办好了入伍手续，今天下午就到，明天要亲自把我领走，带到部队去。”“我先问你一句，你信中塑造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老A，但现实中的老A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么你有没有变呢？你是不是像在那封信里写的‘要走自己的路’呢？”为了得到她的爱，我想都没想立刻抢着回答：“当然要走自己的路！”第二天下午，我终于等到了岚子的电话。她叙述先是很乖地动员父亲早早就到火车站，并在列车的座位上坐好，然后跟父亲说要下去买点水果，一下车便以百米速度冲出车站，退了票，又买了张站台票，接着又买了水果回到车厢，把退票钱和水果放到了小桌上，对父亲说：“爸，票我已经退了，祝您一路顺风，我要走自己的路！”说完转身离开目瞪口呆的父亲。岚子口琴吹得很好，特别喜欢吹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曾在班里的联欢会上吹过。当她在电话里讲到，离开父亲的时候，我说：“这时，你的心中一定响起了《共青团员之歌》的旋律”，说着我对着电话唱了起来：“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大的意境是对的，你与爸爸分别，他只是回家回单位而已，而你将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接着我又唱了起来，而电话里也响起了对方跟着合唱的声音：“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歌毕，电话里接着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你的反应还挺快的！”突然她的声音变得严肃了，“刘会远，我可是相信你要带领大家’走自己的路’才这样做的！”再一次在荷尔蒙的作用下，我说了豪言壮语：“你放心，我绝不食言！”很可惜，第二天按秘密约定，要同一帮朋友去看望被关押在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的三弟刘历远，否则我会乘胜追击继续约会她。
北航附中同学在颐和园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在天亮前就埋伏到了铁丝网外的水沟里。大约八点钟，监工喊着口令带着学习班的人来干活了。队伍刚刚散开，就有人在远处喊监工去接电话。监工一走远，历远就急迫地跑到铁丝网边对着水沟叫我的名字。我们立刻跃出水沟，向铁丝网里面扔一包一包的香肠、熟肉和点心。早已被历远告知了内情，有所准备的难友们立刻疯狂地吃了起来。可惜精心策划了这场饕餮盛宴的我的三弟，却一口也没有吃，而是隔着铁丝网与女朋友苏北燕含情脉脉的说着话……这里要多说两句，三弟与我一样，在爱情方面觉悟比较晚。苏北燕与他是冶金部子弟小学的同学，在班里因形象好被视为金童玉女。但升初中后双方没有联系，文革中苏北燕出落成一个美女，引起了众多男生的追求。历远迟来的表达却最后赢得了她的芳心，但互诉衷肠后不久，历远就进学习班了。苏北燕没有后退，这赢得了大家的尊敬。监工跑到办公室，值班的说根本没有他的电话，这位经验丰富的警察当即明白自己上当了，转身就往回跑，边跑边吹着警笛，少管所的警力瞬间被动员了起来。听到了监工的警笛，看到他领着全副武装的人向我们奔跑而来，来探监的朋友们立刻向四面奔逃。这也是事先约定的，避免被一网打尽。但是我不能离开，因为我带来的苏北燕此时还在和历远难舍难分的说着情话。我上去把她拽开，扶她坐上了她骑来的二六女式自行车。但此时周围农村的钟声也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原来民兵与少管所有“警民联防”的关系。附近地里干活的农民听到钟声也都举着铁锹锄头向我们包围过来。没有经过这种阵势的苏北燕已经蹬不动车子了。幸亏我车技还不错，一只手扶我的车把，另一只手抓住苏北燕车把的中间，不仅凭我一人的蹬力带动两辆车，而且还兼顾了两辆车的平衡。但是前面有一座拱桥，上坡时速度减慢，我们被民兵们前后左右包围了。看苏北燕高度紧张的样子，趁着少管所的人到来之前，我对她小声说：“你就作出吓得说不出话的样子，然后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跟我保持一致。千万别说出你的真名，你现在叫某某某。”少管所所长猛一拍桌子，指着我声色俱厉地说：“你好大胆子，竟敢组织联动越狱！”我的父母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和敌人的审问，我继承了他们的一个特点，遇大事不慌。此刻从容答道：“所长，您大概还有印象，我大前天陪母亲来过。因为交女朋友的事没有跟她老人家说过，怕她老人家不接受，所以一直瞒着。但今天我必须带女朋友再来一次。我们是真心要一辈子建设新农村的，不知何时才能回北京，所以临走之前得让弟弟认识一下他未来的嫂子……”所长要通了北航附中的电话，问对方有没有刘会远和某某某这两个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刻要求校方派人来共同办案，但最后所长失望地挂下了电话。估计学校值班人员跟他说：刘会远等确实要在两天后赴山西插队。刘是下乡的积极分子，还带了一些外校的同学一起插队。他要是被扣，这一批人的下乡都会耽搁，责任谁来负？得不到学校的支持，我们被好好训斥了一顿之后，还是被释放了。护送苏北燕回家后，我立刻给岚子打电话，讲了这一天的经历，最后向她道歉，我为了弟弟的女朋友，不得不让她冒了你的名。你要有思想准备，明天一回学校，就会有人向你核实，而且咱们之间本来还没有到这一步的关系，明天就要被传闻所提升了。她笑了，并没有抱怨我，反而这位老侦察员的女儿对我们今天的历险抱有极大的兴趣。就这样，并不是靠我的苦苦追求，而是靠两个（后来想起来也确实感到有些后怕的）政治事件，使我们的关系一下子被提升到要相伴插队一辈子的“模范情侣”的高度。果然，第二天我们俩的“事儿”传遍了全校，许多人都感到很突然，当晚有我们这派的女同学控制不住自己，哭湿了枕头。岚子那天不在学校，但听到传言后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而在男同学中间，另一种说法冒出来了：原来他俩早就好上了，看来找女朋友绝不能让哥们帮忙啊！
1968年夏，北航附中同学在北京站
就这样，尽管没有一次成功的约会，尽管没有相互间明确的表达，却因一系列事件的促成，而被看成明确了男女朋友关系的我们，还有校内校外的一批同学，在1968年12月下旬到了位于晋南的夏县大庙公社杨家川生产队。后来我们回家探亲才知道，是需要在太原转车的。当时知青专列没有到太原就直接转南同蒲线南下，在夏县的水头车站下车，然后被各个公社的马车接走。我们杨家川生产队位于中条山边缘的丘陵地带，地形地貌很像陕北延安的沟沟壑壑。听老乡们说夏县的平川地带与运城的盐池同属一个盆地，比较富裕；而大山里面物产丰富，日子也比较好过；真正穷的就是丘陵地区。这里的方言也与陕西话接近。比如知青进村时，村里的小伙子盯着城里来的姑娘们纷纷感叹道：“好美女子！”他们的语言中保留了许多古语。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做好了接受再教育的思想准备，努力在生产劳动中锻炼自己，并努力与老乡们打成一片。但乡村几乎没有文化生活，为了打发寂寞的日子，张小红提出来要把家里的钢琴带过来。我这个集体户户长便到公社去开介绍信，说是为了便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愿把家里闲置的钢琴运过来，还到县安置办盖了章。因当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不久，北京的铁路部门还真的协助打包把钢琴发夏县水头车站，又是村里老乡赶着大车到水头站运回了钢琴。夏县以前从来没有过钢琴，这台钢琴的到达引起了轰动，许多人慕名来看。村里人更是拿自己不当外人，常常呆在男知青的房里不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钢琴是张小红家里的，但弹琴的真正高手是黄元。他还会调音，矫正过音准后，从他灵活的十个手指下流淌出一曲曲西洋的钢琴曲，让许多人都听得痴迷。政治队长开始警觉了，你们到底在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在宣扬封资修。知识青年开始分化了，家里受冲击甚至被打倒的，多采取糊弄老乡的态度。而岚子、郭华等家里未受冲击的却很纠结，一方面他们也热爱艺术，但觉得不应该跟老乡说谎，既然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免费运来的钢琴，就应当适当地给老乡弹一些革命的乐曲。黄元、范希耿、张小红等本来是外校来投奔我们的。可我们北航附中家里受冲击的同学王青、李小平、王记华却因为对艺术的热爱而迅速倒向了他们。岚子与可教育好的子女们的矛盾越来越大，特别是王青，联动时期与老A同为北航附中红卫兵的领导，还一同蹲过大牢，对于岚子“抛弃”老A，而“投向我的怀抱”愤愤不平。这哪是哪啊，可夹在中间的我却无法说清。而我和稀泥的态度，也深深阻碍了和岚子关系的发展。春种大忙期间，播种时犁地者、施肥者、点种者必须默契地配合。赶牛犁地的人是村里的壮劳力和农活上手比较快也比较强壮的李小平、王文波和我。因为犁到地头往回折返时，需要一边吆喝牛掉头，一边用力把犁提起来调转180度，没有力气的人是干不了这活的。播种的队伍由犁地者打头；后面紧跟着一个干脏活的次等男劳力负责施肥，地里早已等距离的准备了一个个粪堆，施肥者用皮条把“抪栏”（一个上面不封口的长形木盒）挂在胸前，他们须在刚犁出来的沟里按照农作物间距的要求施肥，过程是一边走，一边抖动木盒，让肥料从木盒的一角洒出；后面相跟着的女子会把种子点在施过肥料的地方。因为没有足够大的力气单人抬动犁头转向，从而沦为施肥者的人，其实要消耗更多的体力。而更惨的是这个活太脏了，要掌握在到达下一个粪堆前把“抪栏”中的肥撒完，然后扑向粪堆用双手把粪扒进胸前的“抪栏”。如果不考虑粪肥的脏（当时村里还没有使用过化肥，用的都是人畜粪堆放发酵后形成的堆肥），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诗意的画面：硬朗的老汉在前面吆喝着牛犁地；年轻壮实的儿子跟在后面用抪栏施肥；小媳妇或大姑娘相跟着播种，而且用手丢下种子后，会顺便用一只脚把播下的肥料和种子踩实，这样腰身就有一个漂亮的扭动。待返回来老汉吆喝着牛犁出新的犁沟，翻出来的土会自动把刚才那道犁沟里播下的肥料和种子覆盖。这幅美丽的画面其实就是小农经济时代一辈辈庄稼人的梦想。仅仅是来旅游的城里人看到这道风景也会觉得很浪漫。但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并不好，尚未适应农村生活（还没有过了“不怕脏、不怕累这两道关”）的知识青年，特别是担任抱着抪栏施粪肥的这项肮脏工作，心情肯定不同。张小红此时就是一个施肥者，跟在他后面点种的岚子善意的提醒她要注意施肥的间距时，不敢对老乡发泄的他突然丢掉抪栏咆哮起来：“连你也管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在北京干的那些骚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的咆哮让岚子惊呆了，而且如此不堪的攻击竟使她一时不知该如何还击，委屈的眼泪滚落下来。前面的老农喝住了牛，转过身来对两个人一起训斥道：“你俩个捣怂捣什么捣 ，不知道眼下是春种大忙吗？”张小红又乖乖地捡回抪栏套回胸前的两个皮绳中，然后趴到粪堆上，把臭大粪扒进抪栏，接着站起来跟着犁地的老农施肥。岚子抹了抹眼泪，又继续跟着播种。当然知青都处于“接受再教育”的地位，且老农批评得对，确实不能耽误农时；不过岚子这位“红色公主”受到今天这种侮辱能够忍下来，更多的是因为她考虑到张小红同郭路生、李平分一样都是刘会远百万庄的发小，而且所谓“北京的骚事”也是北航附中本校的同学因为对刘会远的误会而议论猜测出来的……当天，岚子没有把这场风波告诉我，很久以后我才知道。
当年的牛圈，刘会远曾是这里的“牛倌”，与几十头牛日夜为伴
这一天我下山到京工附中的知青点去开了个会。这个会是自发组织的，但跟之前县知青办组织的一个活动有关。那时我们刚下乡不久，各知青点都接到通知派代表到县知青办集合有活动。离得远的要提前一天下山，不太远的也要起大早，大家赶到知青办后却原来是要参加一个由某校原掌权的造反派组成的集体户搞的图片展。劳师动众赶到那一看，展览的却都是原来他们被毛主席接见的图片。知青们大哗，历史的真相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1966年8月18日，尽管这批红卫兵后来因联动的经历而被边缘化，但你不能违背历史把毛主席第几次接见红卫兵才接见的你们，当成了历史的唯一，而且以此为政治资本要与地方的造反派合流……他们这个知青点是全县最富裕的地方，因此早就有人怀疑他们利用自己在学校掌权的地位，在安排知青的时候已经先假公济私了。北京的翠微学校（这个学校好像没有高中，来夏县插队的都是初中生）在海军大院旁边，一帮穿（当时）灰色海军军装的该校的联动分子，被分配到了大山里最偏远的祁家河公社，他们早就怀疑为知青布点时就不公，便带头闹了起来。还是我们兄弟学校高中的联动们劝他们冷静，好歹把场面稳住了。我和京工附中的邹建平、李丹钢 等分析，这一次安置办应该是上他们当了，毛主席最近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但毛主席以前还有一句著名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该怎样摆正这两条毛主席语录的关系？肯定不能像在那个村插队的造反派知青那样，把自己当成“钦差大臣”或“锦衣卫”。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能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毕竟农村中还有很多封建落后的东西。最后大家决定一起创办个杂志，请原来属于各派的知青一起参加讨论。这次下山就是参加知青们自发创办杂志而召开的预备会，除了上次议论过的几个发起人，又见到了几个新面孔，其中有来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四三派同学安育中。我很高兴，虽然造反势头最劲的四三派的代表只来了一个，但毕竟象征了知青们正在努力摆脱以往的派性。而且安育中是高三的学生，水平也很高（他后来被县广播站吸收为播音员）。筹备会上最突出的是邹建平，他说我们现在身处农村三大革命的第一线，我们创办的杂志就应该叫《前线》。这是有相当政治风险的一个提议，北京市委被毛主席批评搞独立王国以后被人们看作黑市委，而这个黑市委办的杂志《前线》也自然被看作黑杂志，被批判被取缔已两年多了。而现在一帮由北京来夏县插队的知青要办一个新的《前线》，会不会被看作复辟呢。我和李丹钢都明白邹建平的意图，表示支持。安育中也没有反对，看来当大家都沦为知青的时候，相互之间还是有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默契。
当年的知青小院，那段故事的发生地，左侧男生房，右侧女生房
正当我为筹办杂志在山下开会并讨论稿件的时候，山上的杨家川出事了。这一天轮到岚子做饭，当时我们已改变北京的生活习惯而与村里农民看齐。比如蒸馍这件事，北京是在和面时和进含有大量酵母菌的“面肥”（就是上次和面后剩下的一块面），等相当一段时间让酵母菌起作用把面发起来，然后倒进一点碱水，让已经变酸的面团再去除酸味。接着做成馒头放进笼屉中蒸。而村里人做粗粮的馍，使用的是茭糊。其实跟面肥一样，都是保留酵母菌的载体。但白面对于农民很珍贵，所以使用了玉米（当地方言叫“玉茭”）面。玉米面粘结性差，所以一般用一个碗，盛一些搅拌成糊状的玉米粉，把上一次和面蒸馍剩下来的一块放入玉茭糊中，以此来保留酵母菌种。同时村里又买不到和面用的碱，乡亲们蒸（一般是粗粮的）馍，采用这样一种避免发酸的办法，就是先把（玉米、糜子或高粱）面在案板上摊开，倒上上次保留的茭糊，再加少许温水和面。待切成一块块馍后，连整块案板一起架到温暖的炉台上，借着炉膛里余烬的温度，使馍中的酵母迅速繁殖。过一会儿，拿起一块馍在手里掂一掂，如果听到嘭嘭的声音，就证明在温暖的环境中，因酵母菌的迅速繁殖而使馍中增加了许多气泡。而这时面还没有来得及变酸，所以也用不着碱，只是要立刻要把馍放入笼屉中用大火蒸熟。这样蒸出来的馍，虽然不如北京的馒头那样蓬松（毕竟多是用粗粮做的），但也没有讨厌的碱味，吃起来格外香甜。而且按村民的习惯，为了节省柴火，一次会蒸很多馍，吊在篮子里。每顿做饭时，先在大锅里熬半锅玉米馇粥。待粥滚得差不多时，再架上篦子，摆上这一顿要吃的馍，然后盖上锅盖，让煮粥的蒸汽把冷馍馏热了。岚子正是按这个程序操作。只是那天队长领着知青们在玉米地里锄草，恰好未到中午时已经锄完了一大块地，而要赶到另一块地就该到吃晌午饭的时候了，又要往回走不划算。就决定大家先回去吃饭，饭后早一点上工。而岚子并不知道大家会提前回来，刚把要馏的馍放进锅里，大家就都回来了。王青先进来端饭，上次蒸馍时是他当班，出于怀旧还做了几个北京的窝窝头，岚子馏馍时也没有忘记把王青喜欢的窝头放进锅里。王青抓起窝头捏了一捏“馏什么馏，还这么硬！”说完把窝头向岚子扔过去，正好砸在岚子头上，又弹起来撞上了窑洞壁。“是你非要怀旧做窝头，窝头是死面当然硬啦！”岚子说着把围裙脱下来摔在案板上，“今我还真就不侍候了！”（说句公道话：岚子、郭华、李气虹等确实为操办大家的伙食出力更多，但却感到这帮“大爷”并不领情）她转身迈出当作灶房的旧窑洞，冲出知青小院，向山上跑去。
刘会远在当年的窑洞前
我回到杨家川已经很晚了，发现饭桌上留着两份饭菜，便问是谁还没有吃饭。李气虹、郭华便告诉了我中午发生的事情，并且说大家以为她过一会消了气会自己回来，但没想到到现在还没见踪影，附近都找过了，有可能到公社或县知青办去告状，也有可能一气之下往火车站方向跑，准备乘火车回家。“当初她爸爸已为她办好了当兵手续，她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现在心里的委屈我们可以理解，但……，但……”“但什么？”我打断了郭华的话，“你是担心她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逃兵，甚至被人上纲上线成为对抗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会的！”我声嘶力竭地喊道，“我现在就去把她找回来！”我一路喊着岚子的名字，并搜索着沿途所有的废窑洞和柴草堆，从杨家川跑到神头岭。神头岭村位于夏县到泗交的夏泗公路旁，我上了公路又一路搜索着往县城方向跑了一阵，到了通往大庙公社的岔路口。公社大院位于巫谷中白沙河的河滩旁，下到大庙公社，公社里的人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叫醒了门房的老汉打听了一下，岚子没有来过。从公社如果再沿着河滩进城是一条近路，只是路不太好走，因为每一次洪水过后，人们都要在乱石滩中重新走出一条路来。我傍晚就是沿着这条路上来的，没有遇见她。今天是个大阴天，天上乌云密布。我猜想她不会冒着洪水的危险走河滩。所以又重新爬坡回夏泗公路。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上山下乡的岚子怎么会因为一个挫折而打退堂鼓？如果不是“逃跑”，她这样躲起来非但没有惩罚这起风波的肇事者，反而让关心她的同学和乡亲们着急……我一路寻找，一路寻思。重回夏泗公路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在夏泗公路上走着，突然想到一个地方——瑶峰东麓。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们插队的地方是中条山区边缘的丘陵地带。夏县县城与运城在一个盆地中，从远处看，自运城盐池的一侧一直延伸到夏县的瑶峰附近，有远古地质运动造成的一条比较整齐的“隆起”，或许正因为存在地质的断裂，才析出了大量的矿物质从而形成了盐池。盐保证了远离海洋的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正因为大量运盐而形成了“运城”这座城市和最早的晋商……我有个习惯，每到一处都要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地理。夏县，从名字上就可以感觉到它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古称安邑的地方，治水有功促进了经济发展，也确立了自己绝对威信的大禹，已实际改变了其政权原来部落联盟的性质。其儿子启的继位，破坏了尧舜禹的禅让制度，开启中国几千年世袭制度的序幕。夏县悠久的历史让我们自豪，而一些近现代的革命家也让我们非常钦佩。有一位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嘉康杰，常在夏泗公路沿线活动。后来成为首任驻美大使的柴泽民是抗战时期这一带的游击队长……我们还听老乡说，中条山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也打的很顽强，有一位川军的连长被俘后骂不绝口，在县城里被日军凌迟致死……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瑶峰。现在这座山被称作瑶峰，在撤销人民公社以及乡镇合并时，原城关公社与大庙公社合在了一起，被称为瑶峰镇。而当时瑶峰被老百姓叫做瑶台顶。在一直连接到盐池旁的这片地质隆起上，瑶台两旁的白沙河和红沙河把它切割成一座独立的山，而山顶却是平的，确实像一个台。从县城远眺瑶台顶，感觉它有点像日本的富士山，而上面的平顶，也会让人联想起火山口。在日本人到来之前，瑶台顶上有一个宝塔（近似延安宝塔山的砖塔），而且塔下又有很深的洞穴。日本军队占领夏县县城后，架起大炮，把瑶台顶的宝塔轰塌了。利用几次下山赶集的机会，我和岚子等几个同学曾经环绕并攀登过瑶台顶。虽然从县城的方向看，瑶台像一个突兀的火山，但其实它的背面与后面的丘陵连在一起，好似一个卧狮的脊背。我们正是从瑶峰东麓的这道山脊登上山的。从山上下来在回村的路上，我曾经转过身来对着瑶台顶大发感概：在我的心中，这座宝塔没有倒，正像延安的宝塔一样，它是我们的祖先和革命前辈英雄业绩的丰碑……我看得出来，在几个同学中，岚子被我的话感动得最深。所以此刻我认定了她可能就在瑶峰东麓，而且把这当成了对我的一个考验。
山西夏县瑶台山
我一路搜索着，眼看着接近瑶峰了，一道闪电突然突然划破夜空，接着传来隆隆的雷声。我本应该加快脚步，找附近村庄接近公路的养牲口的窑洞避一避雨。但是借着闪电的光亮，我发现了有两辆偷运木材的架子车，和三个盗运木材的农民。对了明天有集市，他们一定是盗木贼。下乡已近半年，我们对农村的阴暗面也多少了解一些。夏县是全国绿化模范县，在平川的路旁、渠旁都种上了从外国引种的箭杆杨 ，这种树既美观又成材快，为夏县赢得了声誉。而对荒山，也大量种植了耐旱的树种。然而在文革动乱中一度失控，山区林场控制的林木遭到了大量盗伐。盗伐木材的农民有一定的技巧和规律，他们往往将山里的木材（一般只是做椽子用的拳头般粗的木材）提前伐倒，去掉枝杈，放到隐蔽处晾晒到半干（以减轻重量）。然后在集市的头两天用一个晚上扛着普通手推架子车的一根轴和两个胶皮轱辘进山。白天要做一些预备工作，先选出两根比较长的直材作辕，再横向搭上两三根短木，就成了一个简易架子车。木材堆在上面用绳捆好，要有两根从后面多出几十公分，为的是下坡的时候，前面抬起“辕”，后面这两根就可以与地面摩擦成为“刹车”。他们往往是两辆车三个人，或者是三辆车四个人（单车怕有风险，车辆增加声势大又引人注目），而多出来的那个人是打手，上坡时也会帮着推一把。就用这种方式，他们会在集市的前一天晚上用一夜时间把木材运往集市，第二天一早出售。这些盗木贼往往跟县里掌权的造反派头头们有些联系，也就是说寻得了保护伞，所以沿途的农民一般也不敢招惹。就算有胆大的抓他们，丢了车逃跑，损失也就是一根轴和两个轱辘，反正木材都是盗伐的。我在心里盘算着：现在超过他们有危险，因为他们也知道知青不像一般农民那样识时务，说不定会为保卫国家财产而给他们找麻烦，因而很可能会先下手为强，那样的话我一个人不是他们三个人的对手。现在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跟着他们，我非常担心他们会在我之前先发现岚子。又是一次闪电和惊雷，天上噼噼啪啪地掉下了雨点，听到三个人议论：加把劲到前面村头的窑洞里避雨。山区的平地比较少，所以各个村（当时也是生产队）的牲口往往养在公路边的窑洞里。而且开凿窑洞取出的土正好在窑洞前填出一片平地，与公路连在一起，一般都停放着生产队的大车。窑洞附近往往还有一口窑堆放粗饲料。蓄养牲口的窑会有饲养员同住，而存草料的敞开式窑洞一般不会有人。雨点越来越密了，这三个人把满载木料的车停在路边，径直往草料窑跑去。是岚子！我心里一惊，好在她手里还抓了一把叉草的叉子，但这种用白蜡木做成的三齿木叉 怎么能抵挡三个壮男呢！“哟！北京来的好美女子……”三个人发出淫荡的笑声。“流氓!流氓！”岚子痛骂着盗木贼，接着他们不知抄起什么家伙抡了起来，与木叉的撞击声在静寂的夜空中显得格外响亮。不好，我狂奔着赶过去，一边想着该用什么招对付他们。当经过路边停着的木材车时，突然有了主意，便推起一辆车走了几米。前面就是下坡弯道，正前方几十米处有一座在修路时被劈掉了一半的小丘，我对准小丘的土壁猛一推，重载的小车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飞快地冲向土壁，只听见嘭的一声巨响，小车撞向土壁立刻解体，木材沿着下坡继续滚动，大部分滚下了那段坡路外侧的深沟里。三个盗木贼被这声巨响惊住了，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将第二辆车推向土壁。嘭的又是一声巨响。“我（读‘e’）的椽子呀！我的椽子呀！”三个家伙哀嚎起来，他们本指望这些可用来在建房时当椽子用的笔直的木材在明天一早的集市上卖个好价钱。第二声巨响的余音未落，我已跑到坡上的村口，用力敲响了队长招呼社员上工的“钟”。铛铛铛，在敲钟的同时我用当地方言大喊：“抓贼啦！抓盗木贼啦！”饲养员及一些村民已被两声巨响惊醒，抄着家伙出来了，有的民兵还拿着枪。本来还欲往坡下重整木材（未掉到沟里而散在路上的也许还能装一车）的三个盗木贼立刻沿下坡路的外侧，连滚带爬的逃窜。我拉着岚子赶快往回村的方向跑。我们冒着雨一阵狂奔，首先是要避免盗木贼的报复，其次也不想让老乡知道是我惩治了盗木贼，因为还有一个岚子在这里说不清楚。雨渐渐小了，“雾”却很大。我们在山上感觉到的雾，其实就是处于平川往山上看时，看到的山间环绕的云。我们所感觉到的雨时大时小，也不过是穿过不同的降雨云团时感觉的不同。当天有点蒙蒙亮的时候，我们该拐上神头岭的岔路了，我让她停下来，一起静听了一会，没有追上来的脚步声，这才放心地往村里走。“今天的战斗胜利啦！”我终于可以大声说话了，“我们战胜了几个盗木贼！”“再见吧！亲爱的故乡。”我忍不住唱了起来，“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岚子竟然没有跟我合唱，“哎，怎么回事，这是你最喜爱的歌呀！”“胜利的星只照耀了你，没有照耀我。我现在就是一个受气包。”雨基本停了，不过依然会有一阵阵云团飘过。我们淋了雨，而且一路狂奔也出了不少汗。此时已到了杨家川村边的树林，我脱下外衣，拧去了雨水和汗水。天又亮了一些。我正想问她要不要用我这件披一下，换下湿衣服我来帮着拧一拧。她有些尴尬，虽然我们是以男女朋友的身份一起来的，但毕竟感情还没有到这一步，而且她又受到了一些欺负，一肚子气还没撒出来。一阵似云又似雾的水汽袭来，小路、树林都在朦朦胧胧之中。我突然来了灵感：“多美啊！一切都若隐若现，仿佛进入了仙境。”“山间的雾气，”我脱口答道。“此时‘岚’把我包围了，我在‘岚’之中……”真是老天爷帮忙，一个云团把我们完全淹没，我乘势揽住了她的腰，“‘岚’在我的怀抱中。岚子挣扎着，两只手对着我的胸一阵猛捶。我任由她捶打，直到她累了速度放慢，我才用力进一步把她抱紧，也就终止了她的捶打。“对不起，我未能保护好你！但请你相信我的爱！”“那是不同的，我的父亲和他们的父亲在这场文革当中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只是一种同命相怜。”“这里面有些误会……这样吧，咱们先不要纠缠一件事的是非，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因病休学还未返校，当时这批人各个精神抖擞，都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宠儿，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是才几个月，为什么变成联动反中央文革了？因为大多数干部子弟的父母受到了冲击，大家对这场运动产生了怀疑。包括你在联动时也是跟大家一起战斗的。现在呢，被打倒的老干部越来越多，像你和郭华这样家庭完全没有受冲击的，反而变成了少数……”“你快回宿舍换衣服，我掩护你。”说完我迎着队长走去，而岚子则绕过了队长。“球嘞，瞎找了一宿，刚才回来在神头岭碰见个乡亲说：昨晚就见她回来了。”
2018年，与杨家川村的乡亲们重逢
就这样，经过了窝头风波和瑶峰傍的战斗，我和岚子的恋爱关系总算名副其实了。但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一生（特别是我和岚子分手以后）：老A是否比我更爱她？如果没有我，他们是否会终成眷属？她的一个挚友也问过她这个问题，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老A已经没有理想没有激情了！而刘会远多阳光啊！当这位挚友把她的话传给我后，我依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纠结。红卫兵不是凭空产生的，他的母体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战斗的文化（当然领袖和他周围人的操控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革命后代因为就生长在这种文化中，所以最早拉起了红卫兵队伍，而且当发现野心家把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引向危险的境地时，迅速调整了斗争目标，直指中央文革，并且把这种战斗文化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当遇到了挫折之后，老A的颓废不仅是一时的意志消沉，而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战斗文化的背离。这就是仍然保持着理想主义和旺盛斗志的岚子与其不能相容的根本原因。后来了解到莫力达瓦知青点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收入还不错，老A在我们赴夏县后不久投奔莫力达瓦的老同学们去了。我过了很久才知道，有外校的红卫兵战友了解了老A在外地他父亲的工厂被工人造反派殴打时的表现，认为给整个红卫兵丢脸。他的信到了莫力达瓦之后，夏兆宗只约江辽东、成小周看信并一起商量。他们决定把这封指责老A的信烧掉，给这位过去的红卫兵领袖留一点面子。据说他在莫力达瓦经常收听美、苏的对华广播，以此摆脱无聊的日子，以及不再当领袖以后心理上的不平衡。他是否大彻大悟了？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几年前，在老同学们过年聚会时，老A居然充满激情地号召大家再次为捍卫红色江山而战斗，遭到了马小冈为代表的开明派的驳斥。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如果当初不是在那强大的左的思潮中老A顺应时代的慷慨激昂的演说，这个本来不具备领袖素质的人也不可能被大家选为红卫兵总指挥。如果没有“文革”，老A会顺利考上大学，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工厂领导人。顶多他容易冲动的性格会带给他一些挫折，但绝不会有大革命中那种大起大落的命运。“文革”放大了他的缺点，并使他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又重重地摔惨了！同样是红卫兵的领导人，同样在联动时期因为反江青等而坐过牢的王青，下乡以后又对待岚子态度很恶劣，我为什么能保持与他的友谊呢？2010年，我计划借北航附中建校50周年返校的机会，组织64（2）班文革中属于各派的同学和解。王海河发电邮跟我说：红卫兵中的一个人可能大家不好接受。我给他回了一封比较长的电邮，介绍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王青的家庭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
刘会远等北航附中知青集资捐建的“蓝天希望小学”
王青的父亲王录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干部，家住离王府井不远的晨光街红霞公寓司局级干部规格的住房中。王录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的骨干。大家都知道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支持和推广“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也可以说是该部在刘少奇同志的支持下制定了这些政策，为此惹怒了毛泽东主席。不过毕竟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受错误路线排挤时，邓子恢被视为“毛派”。看在这点交情的面子上，毛主席没有立刻整邓子恢。但农村工作部这个重要的机构从此被闲置，一大批能干的干部实际上被打入了冷宫。我在王青家里时，听到山东的乡音觉得很亲切，王录叔叔作为一个专家型干部对于我父亲这位同乡在经济工作中的表现也给予积极评价，这都使我感觉到在他家里就跟回我自己家一样。王录叔叔很有涵养，可是王青的心理是非常不平衡的。运动初期，王青有一次跟我深谈，当时马小冈因为父亲受冲击，在班里搞一次活动时，张小亮很严肃地让马小冈站到出身不好的同学一边去……王青怕遇见类似的尴尬，便跟我交心道：其实其父亲一直被视为老右，现在也受到造反派冲击。我让他放心，我绝不会采取张小亮的那种做法（实际上张也很快纠正了对马小冈的态度）。但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初期像老A、王青这些首先受到冲击的家庭的孩子，常常会表现得比别人更激进。而且王青原来就长期心理不平衡，所以就更容易走极端。王青本来是很富有幽默感的，每当老师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都能在不得罪老师的前提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中等身材，座位居中，这时半个教室的同学们（特别是女同学）都会齐刷刷的把头扭回来看他。但男同学们知道，在跟他闹着玩打闹时，他会半真半假的突然眼睛发直，进入一种令人恐怖的状态。运动中也使他的这种状态得到了放大。王青有一个聪明、美貌、很有艺术修养的姐姐，叫王军，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低年级的学生。文革初期，王青当选为北航附中红卫兵的第三把手后，姐姐给他寄来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被他丢到了一边。王青在文革初期的伤人事件可能超过老A，但转而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后，又非常有战斗力。从监狱里放出来后，各种新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个人崇拜推向了极端，但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下乡以后，在每一次我与他共同度过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中，当大家举着红宝书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时，他都用手在胸前画十字，嘴里念念有词道：感谢上帝赐我早餐！好在对他这种危险的幽默，大家（包括岚子）都没有揭发。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造成他心里不平衡的那些东西得不到释放，他可能还是那个风流倜傥，得到所有同学特别是女性同学喜爱的王青。绝不会造成直到今天有的同学还难以接受他的结果。被文化大革命所扭曲了的王青，却又保持了一种豁得出去的精神，因而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爆发了很强的战斗力。这与我前面提到的共产党人的战斗文化到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他与老A最大的区别。
2018年重返山西夏县
在第二天收工后，我召集全体知青开会。一开始气氛有些紧张，因为不少同学都判断我会教训王青。但我仅仅是传达了前天在山下和知青代表们筹备办《前线》杂志的情况。大家对筹备组曾经热议过的怎样摆正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两条毛主席语录的关系的问题非常关心，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对我们敢于冒着风险创办《前线》杂志均表示坚决支持。共同的政治立场多少弥补了一些前段时间的不和，我乘机在总结时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农村的复杂局面。知青的团结（起码不公开分裂）很快就发挥作用了。李小平有一次因一点小小的过失被一位村干部咒骂“X你爹（读dia）！”小平不干了，他的父亲是中央财经学院的党委书记，也是属于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干部。他揪住那位干部说：我有错，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父亲，他跟咱们这里的柴泽民前辈一样，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八路！他现在接受群众批判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争取群众的谅解。哪天他过关了照样是领导干部！你要日我爹，走，看你够不够胆到北京去日！你知道不知道北京有个领导干部被人揭发有同性恋行为，满街都是打倒鸡奸犯某某某的大标语，让群众打了个半死。走，到北京去……这位干部惶恐地用目光搜寻平时表现比较上进的知青，但这时所有的人都用冷冷的目光盯着他，他终于知道自己惹了众怒了，便找了个借口一走了之。李小平还不依不饶的在后面追了一阵，搞的这位干部在乡亲们面前大丢面子。从此干部们收敛了很多，原来已成为口头语的粗言秽语，在知青们面前很少再往外冒了。在《前线》问世后不久，知青办和县武装部联合召集所有参与创办《前线》杂志的人开会。可能因为当时军人地位高，知青办推出了武装部的一位政工干部首先发言。他说话的口气非常温和，甚至是用商量的口气，但展示了如果真正上纲上线的危险结果。他说：你们想想，北京市委走资派彭真搞的黑杂志《前线》被取缔了，你们这帮北京出来的知青，在走资派彭真的故乡 又办了一个《前线》，要是上纲上线的话，这可是在为走资派招魂……这些用温和的话语说出的要是上纲上线会有如何如何的危险结果，还真的搞得我们这些与会者们非常紧张。但他最后仍然非常温和“大度”，他说县里研究了，只要你们不再继续办这个杂志，就不追究啦！还能怎么追究和惩罚呢？我们已经失去了城市户口而成为了农民，总不能开除我们的地球球籍吧！而且县里面应该也怕上面追究他们的责任。就这样，用蜡纸手刻油印的《前线》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但它对知青们消除派系，正确地认识农村，正确的认识自己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1969，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年，但知青们已意识到：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标志的所谓四大自由，自离开北京那一天开始已永久丧失。运动初期几个人一商量就成立一个组织、创办一个刊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刘会远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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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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